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们大多都有一位或多位同样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与之起舞。对手越是高明，日后的胜利者的光辉则越是耀眼。如被万人敌项羽衬托的刘邦；被穿越者王莽衬托的刘秀；被匈奴民族衬托的刘彻；及至后来的袁世凯与孙中山。洪秀全以及他所统领的太平天国便把曾国藩从平凡的汉臣一举推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中兴名臣。而这样的相互角力的政治人物所代表的力量相互纠缠不断推动着历史巨轮滚滚向前，至于中华文明这条巨轮走向哪一个方面便是其中两位重人物必须要思考的。很显然洪秀全是代表了打破旧秩序的力量，而曾国藩则代表了维护旧秩序的力量。

循环的旧社会

蒋先生在书中认为中国旧社会有着明显的循环套。我想这也就是后来黄炎培与主席说的“历史周期律”。蒋先生总结，每一个朝代的初始创业者大多来自民间，深知民间疾苦，所以往往都能抑制住奢靡之风，勤恳用事，其结果也是内政昌而吏治清。而年长日久，后世官宦子弟们便越发奢靡，国家权利也大多世袭垄断，离底层百姓也就越来越远了。

蒋先生所说是有道理的，这里我补充一些看法。中国自中唐推行两税制之后，土地交易便完全放开了。而作为农耕社会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便开始不断向少数人手中流动。每个王朝最开始的时候大多都会平均地权，从而获得一个较为太平的社会环境，而时间一长之后土地便不断被地主阶层所垄断。虽然各朝都重视科举，但是受教育本身是一件极耗费钱粮的事。一个人一旦选择了科举一途，几乎就不可能再投入生产。不光不投入生产，整个家庭都必须要十数年供其读书的花费。而这在土地兼并的时代科举几乎就成为了地主阶级的特权。

做官才能发财，发财就能兼并土地，这就是一个王朝的死结，底层百姓不光被死死固化在最底层，并且一些小地主们也都在不断被绞杀消失。洪秀全就是那一类上升机会被绞杀的士子阶层。每次读到与太平天国相关的资料时，我脑子里总会蹦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洪秀全能鼓动那么多人起义呢？其实答案十分简单，底层失地农民太多了，生存不下去了。但凡是家家有块自己的耕地能养活自己，谁又愿意冒着杀头的风险去造反呢？就算是朝廷腐败，只要不影响到底层的民生，怕是百个洪秀全加一起也是鼓动不出太平天国来的。

而太平国初期打出的旗号便是“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简明的口号无一不在说明当时的历史现实是社会中出现大量的失地流民，民生凋敝才是太平天国诞生的基础。而造成这一基础的便是无法抑制的土地兼并与日益奢靡的官僚主义。

洪秀全

洪秀全显然是旧秩序下的失意者，他原本是旧社会的参与者，正是在旧秩序下不断失败把他逼到了死角。要知道他并不属于官宦之家，也不是大地主阶级。他恰巧就是处于有机会往上爬的那个边缘士子阶层。而由于当时的社会阶级固化日益严重，屡次失利的他显然已经没有机会了。碰巧他接触了耶稣教，那种异族思想突然降临与他脑子里原有的旧文化发生了神奇的发酵，随后便创立了上帝会。但是他的教会又不同于西方的耶稣教，全然是与本地结合的奇怪新事物。

但是他提出的“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却切实击中了当时中国底层民众的内心。革命成本太低了，横竖都是死，但是参与了却马上能解决温饱的问题。在一个糟糕的社会环境里，老百姓再傻也明白简单的生死账。太平天国发展迅猛便是社会贫富分化极度严重的最直接证明。

洪秀全的农民起义虽然有着一定的正当性，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洪秀全以及他的核心团队并没有建立良性社会新秩序的自觉。当他们小有成绩之后便重新堕落到原来的旧秩序里了，各种内部权利的争斗、官僚主义、享乐主义无不在摧毁这支革命队伍。与其说后来是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不如说是太平天国自身的缺陷毁掉了太平天国的根基。而曾国藩则在这一过程中重新整合了旧秩序的力量，保住了旧秩序而已。

洪秀全是触碰到了新时代的边缘，但是他终究是没有认清新时代的真实面貌。就像是一个孩子看了几场京剧就想像了一个世界一样。以至于今天的我们重新再去看太平天国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戏班子在胡闹一样。

曾国藩

大清政府能被一个大戏班子绞杀得差点败亡，这点就足以说明清王朝的腐朽已经到达了什么程度。他之所以未能被一击而溃，只不过是因为洪秀全当时要打倒的不光是清王朝，他同时要摧毁掉孔孟建立的儒家文化。这才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文人士族最大的隐忧。清皇室终归是有退路的，他们一直都有一种执念：“大不了退回关外”。所以大清王朝几次危机，皇室的举动无一不是这样。直到宣统皇帝也是如此，他们没有那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

相反以曾国藩为首的汉家文人们则更为忧虑，太平天国行的可不是孔孟之道。如果太平天国胜了，华夏文明必然要遭到前所未有的毁灭。为什么只有汉军能打胜仗？为什么湘军能打胜仗？我们不能简单说八旗兵被养坏了。因为早期汉军也打不过太平天国，后来之所以能打，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后来汉军被有限的组织起来了。军队从一盘散沙终于有了一定的统一思想。一如曾国藩的讨贼檄文中所写的那样：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苦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的檄文统一了信奉孔孟之道的文人，也就是统一了战线。这已经不再是匪患与朝廷之争，而是文化存亡之争。当然曾国藩也只是有限的统一了自己阵营中的意见，并没有完全统一，实际上也是处处掣肘，并非是一帆风顺人人支持的。

太平天国又是一次上天给大清的警示，但是很可惜，清政府还是无法深刻反省进行深彻的改革，最终是一步错步步错，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