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都知道唐代是中国古代最为鼎盛的时代，那时国富民强，文化绚烂。我走进博物馆时也总能被唐代的文物所惊叹，但是在惊叹之余，我又疑惑道：唐朝为什么会如此鼎盛？又为什么陨落了？此后千年为何再也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带着这些问题再去审视唐朝的经济制度，或许能给我心中的疑惑找到一些答案。

租庸调制度概述：

• 租庸调传承了北魏时期的均田制。
• 租是田租，庸是力役，调是布帛物产税。
• 每个男性年满十八即为一丁，可授丁田一顷（100亩）有残疾的也可授田40亩。其中百分之二十为永业田，百分八十为分口田。分口田要在六十岁后后要交还给国家。永业田即为私田，可由子孙继承。可以自由交易。
• 租庸调本质上是土地公有制和土地私有制的混合经济体制。
• 租庸调税率较低，在二十五税一到四十税一之间，是历史上少有的低税赋时期。

一、是什么造就了盛唐？

唐代是中国农耕时代的鼎盛时期。之所以被称之为盛唐，是源于国强民富，物产丰饶，文化璀璨。而盛唐能诞生的基础则是由于初唐制定的经济制度实现了一个广泛的富农阶层。唐代的经济制度继承的了均田制的优点，使得国民人人都能被分配到土地，并且数量可观，这一制度的建立就基本上可以说消除了绝对贫困，家家有耕地，年年有余粮，再加上历史上最低的税赋。按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讲就是：人民普遍掌握了生产资料，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减少了阶级剥削与对立。

当民众普遍增加了收入有足够的余粮时，消费需求必然扩大，随之便可以形足够量的需求市场刺激农耕产业以外的手工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货物贸易的流动。繁盛的社会自然也就吸引了更多外邦异族来到大唐进行学习和贸易，同时也带来了异域文化糅合于其中，推动了唐代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二、唐代经济制度的变迁是如何产生的？

按理说，唐代的经济制度创造了一个繁荣的大唐，是一个好制度，可这样一个好制度为什么会走向没落了呢？其实只要细细分析唐代的经济制度就能发现，租庸调制度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土地私有制，而是一个公有制与私有制杂而合一的制度。随着时间推移，可以进行公有制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私有土地越来越多，到武周时期已经开始难以按制度足量授田了。公田越少，私田就越多，加上权贵与地方豪强不断进行土地兼并，社会低层民众便不再如初唐时能掌握足够的土地了。也就是说，民众原来掌握的生产资料正在不断向权贵与地方豪强手中流动。当民众手中无法分配到土地时，便不得不向大地主们租地耕种成为地主们的佃农。由于是租来的耕地，佃农向地主交纳的田租则高达收成的一半，而地主向国家交纳的税赋则还是享受了原有的低税赋。由于低层民众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减少，原有的庞大的消费市场便开始一步步萎缩了。田赋是向土地拥有者收税，但是力役却是按人头来进行征收的，在民众普遍占有生产资料的时候，那点力役也是微不足道。但是一旦民众失去了生产资料之后力役的负担也便觉得重起来了。

这种衰退并不是突然断崖式下跌，而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演变。任何当局者都无法从中窥探到危机的到来，遇到问题往往也抓不住主要矛盾。于是便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直到社会无法承受便会引发社会危机。我们大多把安史之乱认定是由于藩镇制度导致的，而在我看来如果缺少了经济制度从底层摧毁了大唐的富民根基，怕是安史二人也难以有所作为。后世大多把安史之乱归罪于安是异族人扰乱了国家秩序，岂不知是自己在过去几十年里纵容了土地兼并的恶果。中国历来的历史学者们大多都对土地兼并的危害一带而过，他们既不能否定土地兼并的危害，却也不太愿意直面这种问题的根源。

土地私有化已经压倒性摧毁了租庸调制度，此时如果要再重新推行土地公有制，则必须要中央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与威摄，而事实上当时的中央政权以及当时的官僚系统本身就是土地私有化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重新树立一个完全的公有制度来革自己的命。所以当时政府只能选择由杨炎提出的“两税制”来替代租庸调制度。而当时虽然有陆贽等人强烈反对两税制，但是从现在看来，那不过是陆贽等人美好的愿望，也根本不切实际。

“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
“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

三、后世王朝为什么没能再现盛唐？

土地公有制度自唐之后就此消亡，后世王朝便再也没有出现有如大唐盛世这样的社会高度。缺少土地公有制的保障，社会就不可能出现普遍的富裕的经济基础。后世的税收制度大多都是建立在“两税制”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税制除了有利于政府收税的简单化，对于社会的稳定没有任何能动性。原本税制可以调节不同地区天灾欠收的情况，现在变成了加速拉大各地区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此后一千多年的王朝更迭，历代王朝每过六七十年就开始经历变法，宋代有王安石变法，明代有张居正变法，清代有雍正变法。王安石变法没能成功，最后未能阻止王朝走向崩溃。而张居正变法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稍有小成，便为大明王朝多续了几十年的命。而雍正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正是为乾隆王朝奠定了基础。但是，但是，但是，这些变法只不过是一时抑制了土地兼并，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所以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必然会在贫富分化的临界点到来。不论是宋代的农民起义，还是明末的李自成起义，还是太平天国等无不是由于底层民众失去了生产资料所致。如此明显的历史教训又如何不让人挂怀于心？

四、唐代的经济制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 建立广泛的底层富裕才是一个国家强盛的核心基础。
• 土地兼并就是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纵容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
• 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并不是资本积累，而是源于市场需求。只有广泛的底层富裕才能激发旺盛的市场需求。
• 我们应该永远坚持土地公有制度，杜绝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
• 今天我们同样经历着可支配收入被房屋收割的状态。大量的可支配收入被地产商、房东、银行收bo割xue，而无法流入消费市场，从而无法刺激产生更多的消费需求。只能游走在低端消费区间，只推动了低端产能，而无法刺激更高端的产业升级。